成才上一盏灯 自考大学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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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81年1月,国务院批转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》,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。这种崭新的教育形式,逐渐发展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制度。让千千万万在十年中高考机会,又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参加全日制大学的求学者们,有了接受高等教育并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  一件黑褐色的陶瓷双马笔架,在退休干部刘正钦家的客厅里摆了34年。这是一件来自的特殊的纪念——那一年,在试点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300多名毕业生,在怀仁堂参加了毕业典礼。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,亲自为这些特殊的大学生代表们主持颁发了毕业证,那次毕业生们都领到了这件陶瓷双马。

  台上有中央和市有关部门的领导,那天到场的最员,是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,笑逐颜开地与台上的人互相打招呼,并向的毕业生们。

  1984年的冬天,羽绒服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,穿着棉袄的刘正钦站在长安街上,怀揣着一份县自学考试办发给他的毕业典礼通知书。毕业典礼的地点很特殊,是中国的心脏怀仁堂,这在今天看来实在让人意外。

  就在那年的长安街上,大学的学生在国庆时打出了“小平你好”的,让历史定格在那一刻。那些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们,逐渐成为全社会尊敬与羡慕的对象。

  就在那场国庆的两个月后,也是在长安街上,刘正钦也即将成为一名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,只不过他的途径不是高考,而是中国教育史上新创造的一种考试模式—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。

  时隔34年,刘正钦还记得几百名毕业生列队兴高采烈地进入会场的情景:台上有中央和市有关部门的领导,那天到场的最员,是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,笑逐颜开地与台上的人互相打招呼,并向的毕业生们。

  他还能记得台上下明亮柔和的灯光,会场温暖热烈的气氛,还有众多喜悦欢欣的笑容。

  台上的领导给毕业生代表颁发了毕业证书,会后,大家还意外地领到了纪念品——一件黑褐色的陶瓷双马笔架,上插两支圆珠笔,底座上贴着一个红色纸条,写着“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纪念”一行字。

  后来,刘正钦从郊区农村的民工变成国家部委的干部,其间工作变动了多次,居住地点也改换了多次,但不管住在哪儿,这件黑褐色陶瓷双马笔架,始终摆在家里最显著的。

  他把来来回回咀嚼了好几遍,直到确定无疑,才高举双臂,大喊一声:“太棒了!功德!”把旁边的工友吓了一大跳。

  作为小学没毕业就赶上十年的青年,学校留给刘正钦的记忆,大多是、、红袖章和教室中缺胳膊短腿的桌椅板凳以及被砸碎的门窗玻璃。

  “1969年,我只上到初中,就无学可上了,当时取消了高中。不能上学,对于一个酷爱读书,渴求知识的孩子,不啻是严冬的来临。缺少书籍,没有师长,蓦然进入了乱糟糟的社会,满耳都是‘运动’的喧嚣,我开始在迷茫混沌中混起了日子。随父亲回乡务农和外出做民工的几年间,我的‘食粮’仅是几本‘红宝书’和一些学习材料。”

  刘正钦回忆,1975年实行“工农兵上大学”,因为他表现好,被村里推荐上大学,还到参加了面试。但在最后确定录取人选时,却因父亲的“历史问题”被“刷”了下来。当时还找他谈话,说是“名额有限”,只好让位给“根红苗正”的人。

  1978年,国家终于恢复高考,但遗憾的是,刘正钦当时已经有了“正式”工作,且当时妹妹也正在准备高考,考虑到工作和家庭诸种因素,他没有报名。

  1981年,刘正钦在密云东北部的深山里修水库。他记得那年的春天来得很早。一天下午,摩托车响,邮递员送来前一天的,打开,他一眼就看到了国家要在市试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大标题。他把来来回回咀嚼了好几遍,直到确定无疑,才高举双臂,大喊一声:“太棒了!功德!”把旁边的工友吓了一大跳。

  早在1977年就指出:“教育要两条腿走,大专院校是一条腿,各种半工半读是一条腿。”随着步伐的加快,社会需要大批专门人才,已有的高等教育形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。

  1980年5月,中央处提出,应该拟定一个办法,凡是自学有成绩,经过考试合格者,要发放合格证书。转过年的1月,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的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》,要求自学考试的学历层次,与普通高等院校的学历层次水平的要求一致。

  不久,刘正钦从水库工地专程去了趟一百多里外的县城,在书店里找寻了半天,把当时能买到的书全买了,提了沉甸甸的一捆书回来,引得工棚里的工友说他“野心不小,胃口很大”。他说当时自己恨不得把考试计划指定的书目一口气吞下去。他说那些书就像暗夜旅途中的一盏盏灯,给被十年耽误了的和一切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而有志成才的青年,开辟了一条清晰可辨的,可望而又可即的登攀之。

  1981年6月7日,刘正钦参加了中国第一场自学考试——中文专业的哲学科目。考场设在县食堂前一幢上世纪50年代的大房子里,陈旧而空旷。屋内的铁木课桌椅大都搬到两边去了,中间仅留下两排,桌面擦得锃亮。

  当天的考题难度很大,考试刚进行一个小时,就有人放弃考试离开了考场。刘正钦答题时很紧张,不时看表,恐怕时间不够。考试有三个小时,他只记得思维和笔头一直没有停顿。

  出了考场,他就同三四个人热烈地讨论起来。这一天结识的几个人,是他参加自学考试最早的同学。

  接踵而来的就是盼着分数快点判回来。半个月,二十天,忘了到底盼了多少天,总算把分数盼回来了。十个人考试,三个人及格,一个人65分,两个人60分,其中有他。总算成功了!几年后这三个人都成了自学考试的本科或专科毕业生。

  从那次考试开始,参加自学高考的考生逐年增多。自学高考从试点扩展到全国,科目从几种扩展到上百种,学业等级也从专科本科逐步提升到硕士研究生。

  与几乎同时的自学考试制度,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式高等教育制度。

  从1981年春天开始,刘正钦的自考前后了十年。先后获得了中文专科、新闻专科和中文本科的毕业证书;除英语外,还基本考完了新闻本科的课程。

  十载春秋,刘正钦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考试上。为了准备一年两次的大考,春节和国庆两个假期是最忙碌的。

  那些年每临近春节,他要同妻子一起细细地捋一下过节的日程,把时间表排得紧紧的,“旋风式”的走亲访友,然后赶紧“遁”起来,以争取几天读书的时间。

 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国庆节了,他和几个自考的朋友“闷”在屋里复习,从早上8点“闷”到晚上9点,室内烟雾缭绕,烟缸里满是烟蒂,整好的复习提纲和模拟题贴了满墙。

  十年里,刘正钦考过了将近40门课程。加上通不过重考,平均一年要考3到5门课。

  被自学考试改变命运的不止刘正钦一个人,到了20世纪末,中国开设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已经达到425种,逾2600万考生参加考试,累计本、专科毕业生达到180余万人,其中本科7万多人。

  回到1984年,当时能够拥有大专以上文凭的人,在一个区县的青年里算是凤毛麟角。刘正钦很快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“秀才”。就在从怀仁堂获得毕业证书的半年之后,他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做文字秘书工作,一跃进入了党政机关的枢要部门。

  后来,刘正钦的人生命运几经变化,从乡镇到教育系统、广电系统,还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全国第一次“国考”(当时叫做中央补充工作人员),以优秀的考试成绩进入国家部委。

  被自学考试改变命运的不止刘正钦一个人,到了20世纪末,中国开设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已经达到425种,逾2600万考生参加考试,累计本、专科毕业生达到180余万人,其中本科7万多人。

  谈到自学考试的收获,刘正钦认为除了一纸文凭,对自身能力的提升更加重要。“1991年国家人事部会同二十几个部委,在地区联合招考国家工作人员。当时我已经38岁了,家庭负担很重,但还是报了名。”刘正钦说自学考试已经让他养成持续自学的习惯和应对考试的能力,自学考试非常严格,通过的每一门课程都没有一点儿“水分”。能拿下自学考试本科文凭的人,其学识并不比一般全日制大学生差。

  过了花甲之年,退休在家的刘正钦时不时想起以前的事,回首人生旅途,感到有几件事对自己影响很大,有的可以说左右了个人命运,自学考试就是其中一件。

  北青报:作为最早一批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人,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让你这条道的?

  刘正钦:十年,我们这一代人成了被耽误的一代人,多数人失去了受大学教育的机会。

 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时候,我还不到30岁,我周围有很多风华正茂的青年,渴望知识,渴望学习,渴望为国家建设做贡献。但是又苦于缺少学习提高的途径,许多人也由于多种原因错过了通过高考上大学的机会。这个时候国家实施自学考试制度,是正当其时,正当其用。

  刘正钦:初期,国家经济建设、社会管理等方面都急需人才。从那个时候开始,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、重视科技文化、重视人才的培养。

  刘正钦:一方面,那时渴望学习而苦于没有学习机会的人很多,许多年轻人由于各种因素,比如已经成家立业等等,没有条件再去接受全日制教育。虽然恢复了高考,但也不能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。另一方面,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,对各类人才有着紧迫的需求。于是自学考试就应运而生,一天天“火”了起来。

  北青报:你觉得自学考试和全日制大学相比,培养出来的人才有哪些优势和哪些不足?

  刘正钦:不足是自考生没有进入大学集体生活,没有和老师谋面,多数考生甚至没有接受社会的机会。与同学交流的机会少,弯走得多,学习效率低。也没有受到校园文化熏陶等等。

  优势是考试严格,多数情况下是摸索着学,“回炉”的次数多,经过反复考试和反复学习,专业基础砸得较牢。另外考生没脱离工作和生活实际,边干边学,理论和实践融会贯通紧密结合,所学没有生吞活剥和“空对空”之弊。最大的好处是养成了自觉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,使其终益。(记者 刘砥砺)